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可能威胁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使其失去平衡。因此，更好地了解两国的共同历史可能会有助于更明智的双边谈判。

    因此，更好地了解两国的共同历史可能会有助于更明智的双边谈判。中国人民为本国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感到非常自豪。与美国大约 3 亿人口相比，中国有 14 亿人口；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不足为奇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开放以来，许多中国公民在美国接受教育后回到中国，成为政府和商界的领导者。同时，中资企业在海外蓬勃发展。这一切已向我们证明,今天的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企业在同一水平上竞争。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从 1900 年开始，美国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让中国免于欧洲殖民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对日本实施禁运，并在太平洋部署军事力量捍卫这一政策。在参战之前，美国军队招募志愿者成立空军飞虎队,并动员他们协助中国抵抗日本。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向中国提供了广泛的支持，浴血奋战。在战争结束后，美国确保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 1949 年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与国际社会隔绝二十年。直到 1972 年，尼克松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并在访华期间签署了上海公报，重新建立了双边关系。当时，两国都将苏联视为战略威胁，重建这样更具建设性的关系符合两国国家利益。

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但十年内乱，经济脆弱。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开始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他认识到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将取决于其经济成就。

双边贸易恢复后，美国向中国提供优惠的贸易条件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的关税很低，平均水平低于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关税的三分之一，几年内双边贸易规模从零增长到数十亿美元。卡特总统在1979 年重新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获得了最惠国待遇。里根政府在 1981 年为中国创建了一个单独的贸易类别，使其免受其它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所面临的贸易限制。

尽管存在纺织品配额、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日益严重的贸易不平衡等争议性问题，两国的双边贸易仍在继续增长，中国经济成就超出了邓小平最初的设想。美国于 1986 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香港和日本。中国在 2000 年与美国建立了永久的正常贸易关系，并在 2001 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和商界的积极支持，中国入世不可能发生。我很自豪能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牵头这个过程。

我的公司史带保险集团（Starr Insurance）于 1919 年在上海成立，是第一家在中国运营的美国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公司暂时终止了在中国的运营。作为史带的负责人，我于 1975 年开始访问中国，与中国当时唯一的保险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会面并建立了关系。我们与人保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并开始为该公司提供大量员工培训，帮助该公司设计再保险业务以扩大其承保能力。 

我们不断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为其提供帮助。我们始终坚信最终能够在中国重建我们的业务。在 1992 年，由史带集团创立并已在亚洲运营的 AIG 及其子公司获得了八个地区性保险从业执照。在上海，我们获批了首家营业执照，并成为唯一的外商独资人寿保险公司。我们引入的代理人营销体系在中国各地引起广泛关注，并在当地创造了约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通过多年在中国开展业务并推动美中关系的经验，我认为，目前贸易争端的解决方案相当明确。当尼克松于 1972 年访华时，中国经济在世界贸易中处于边缘地位。而在今天，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的领导者。以前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中国设立了贸易壁垒，帮助自己发展新兴产业。出于战略原因，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接受了这些壁垒，因为中国市场拥有巨大潜力。现在，中国的官僚体系，包括政府政策、监管壁垒和延误、结构性缺陷（如政府机构因强迫提前退休而导致的人员更迭），以及中国官员的固有思维方式，都使其对外国企业的歧视性待遇根深蒂固。

这一切都需要改变。如果不愿意以同等条件回应，中国就不可能指望在国外市场继续获得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改革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美国施加压力要求平等贸易竞争也是正确的。中国不再需要其经济发展初期由外国所给予的待遇，重新评估并设计更公平、更对等的双边贸易条款是有道理的。每个贸易伙伴都应该在中国所有相关行业里获得平等准入并畅通无阻。

这不仅仅是双边贸易争端问题，这是美国、中国乃至全球均面临的高风险问题。我希望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维持建设性开放关系的重要性。这不应被视为零和游戏。要认真追求有诚意的、互惠互利的双边合作。如此形成的稳定力量将能够促进和平与繁荣，同时在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成为无数人安全感的来源。

格林伯格先生是 AIG 创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现任史带金融财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