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0日，长江国际商会第二届领袖饭局在北京健一公馆内举行，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20余位商业领袖出席了本次饭局，饭局前，嘉宾们试乘了被誉为空中劳斯莱斯直升飞机，中国咨询界第一人、和君创业咨询集团首席合伙人李肃做主题演讲，与饭局嘉宾共同论述领袖智慧，认为中国企业家的领袖智慧必将超越世界列强，论述的观点如下：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第二届领袖饭局上的商业领袖们

      一、从企业管理文化的角度看，世界列强的大公司文化各具特色，并线性发展，没有打通社会并打通世界的系统方法。

      1、美国管理文化是个人能力本位的竞争文化，你死我活。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主张不分贵贱的自由平等，既崇尚成功的强者，更崇尚白丁的拼搏。为此，个人本位、竞争取胜、利益至上、…等关系法则是人所共知的社会文化基础，而二战以后的世界领袖、价值普世、文化优势等国民意识是深入人心的国家文化基石。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美国大公司管理文化有三大特征：一是个人能力的入位文化，完善精英本位的入位能力标准。美国精神的最大特征是个人不分贵贱，也不分种族，凭能力与奋斗就可以出头，由此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精英涌入，个人奋斗并入位的文化深入人心。

      在美国企业，压制人才与忌贤妒能是最大的恶习，大公司管理的头等大事是完善精英入位的能力标准。二是开放流动的争位文化，形成精英本位的争位优化机制。美国制度的最大特征是没有封闭屏障，更没有道德障碍，靠充分竞争来优化人才，由此而解放了所有人才的潜在能量，个人打拼并争位的文化深入人心。在美国企业，内部优化人才与外部流动人才在双向竞争人才，大公司管理的最大风险是优化精英争位的机制失效。三是永不止步的占位文化，崇尚精英本位的创新创先目标。美国国民的最大特征是不甘居人下，总想创新创先抢第一，为占位第一而不断调整自我，由此而把社会资源聚合在领先世界的领域，使崇尚创新并创先的文化深入人心。在美国企业，从风险投资热到互联网大潮，大公司管理的创新创先正在从公司职务的占位转入个人内部创业的占位。

图说：中国咨询界第一人、和君创业咨询集团首席合伙人李肃在长江国际商会第二届领袖饭局上做主题演讲

      2、日本管理文化是集体责任本位的协同文化，等级森严。

      日本是一个狭小岛国，充满危机意识而如饥似渴地学习外来的先进技术与先进文化，又强烈地保护本土文化的独立，三次先学习后超越再蔑视老师，从唐朝汉化，到明治入欧，再到战后崇美无一例外。为此，集体本位、协同取胜、忠诚至上、…等关系法则是生存竞争的社会文化基础，而贯穿历史的扩张冲动、武士精神、自我中心、…等封闭博弈是难以去除的岛国文化基石。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日本大公司管理文化有三大特征：一是整体能力的合作文化，责任本位的协同合作基础。日本国民的最大特征是岛国危机意识超强，自知没有整体，没有合作，就一定没有民族与国家的生存空间，由此而形成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鲜明反差，协同合作的责任文化深入人心。在日本企业，目空一切与突出个人是最大的恶习，大公司管理的头等大事是建立全员协同的责任管理模式。二是封闭流动的家庭文化，责任本位的自我循环优化。

      日本民族的最大特征是大和民族的单一结构，汉文化的儒家思想与幕府时代的家国体制融合，小家（庭）、中家（府）与大家（国）分层封闭地进入自我循环系统，由此而形成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第二反差，家国至上的责任文化深入人心。在日本企业，终身雇佣与内部流动是人才优化的基本模式，大公司管理的最大风险是战略错误导致公司生存空间的萎缩。三是等级服从的尊卑文化，责任本位的武士忠诚规则。日本企业的最大特征是等级尊卑达到极致，公司内部等级分明，武士道的忠诚思想至关重要，由此而形成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第三反差，忠诚服从的责任文化深入人心。在日本企业，强调等级是为了激励向上，重视服从是为了你提高效率，崇尚忠诚是为了聚合人心，大公司管理的行为准则从公司法规在转化成全公司的道德规范。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执行会长刘萌发表演讲

      3、德国管理文化是精细流程本位的技术文化，精益求精。

      欧洲的企业以英法德意为四个典范，英国绅士发动了近代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浪漫文化催生了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严谨的德国不仅产生了黑格尔和马克思这样的大哲学家，而且容忍了推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意大利竟然也参加进德国当年的法西斯阵营。二战之后，欧洲 发展的共同特点是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较为强大，马克思时代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轮流竞选执政，欧洲绅士文化与白领大众文化共融，整个社会追求利益平衡。特别是在欧盟联合的道路上，衰退的欧洲一直处在吵吵闹闹之中，妥协容让的社会文化日益盛行。为此，社会本位、兼顾上下、福利至上、…等关系法则是全民认同的社会文化基础，而贵族社会的共事礼节、行为章法、流程细节、…等习性习俗是约束欧洲国民的传统文化基石。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欧洲大公司，德国的数量最多，其管理文化的三大特征更为明显，能够代表欧洲的某些共性特征：一是平等进取的平衡文化，技术本位的上下关系基础。

      德国民族的最大特征是民族自优与平等进取并存，与日本单纯大和民族的内心自优与奋斗进取在同一个起点，但因为地处欧洲大陆中心而没有日本岛国的危机感与封闭化，两国走向天壤之别。二是有限竞争的福利文化，技术本位的上下协同方式。德国社会的最大特征是高度重视社会福利与企业员工福利，社会效率靠有限竞争的激励机制来实现，严格的法治体系使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股东与经理的关系，公司与个人的关系有章可循，福利主义的文化深入人心。在德国企业，人本主义与福利主义完美结合，大公司管理的最大风险是在降薪、裁员与砍福利时没有公平合理的操作方案。三是精细标准的流程文化，技术本位的人才优化方法。德国文化的最大特征是精细的管理，是严密的流程，是明确的标准，由此而使的德国企业的人才优化同样可以精益求精，科学管理的文化深入人心。在德国企业，一切管理问题以技术说话，大公司管理的各种难题都可以用精准的技术方案加以解决。

图说：中国咨询界第一人李肃（右二）、长江国际商会执行会长刘萌（左一）、展腾投资集团执行总裁魏来（右二）和长江国际商会副会长邬剑刚（左二）

      4、港台管理文化是团队信任本位的关系文化，权力至上。

      港台的企业以李嘉诚与王永庆为典范：香港的百年殖民地文化影响深重，李嘉诚在主流社会边缘带发展；台湾主流社会是国民党官僚集团管理下的岛国寡民，王永庆同样在主流社会边缘带爆发。为此，港台对李嘉诚与王永庆的认同点高度一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在小岛小区的边缘化发展。如，家庭本位、信任为重、人和至上、…等关系法则是港台共有的社会文化基础，而边缘化人群的低调做事、追求共赢、扶困助弱、…等经商原则是中国商道的传统文化基石。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港台大公司管理文化有三大特征：一是团队能力的合作文化，关系本位的人才组合基础。港台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中国传统的君子合作文化，一个管理团队的内部和谐高于一切，由此而使港台企业的人才组合具有共同准则，君子默契的文化深入人心。

      在港台企业，不管是老板直接操刀，还是职业管理，都要以管理效果为成败尺度，大公司管理首先注重的是团队能力与团队和谐的统一。二是储备优化的竞争文化，关系本位的团队整体更替。港台社会的最大特征是殖民地文化影响深重，香港的英国遗风不散，台湾的日本色彩浓厚，二元结构的文化深入人心。在港台企业，优化人才的方式就各具特色，王永庆的台湾大公司注重内部储备团队和内部博弈更替团队，而李嘉诚的香港大公司则更具英国的绅士竞争，以精细化的标准进行外部团队的更替。三是信任授权的运营文化，关系本位的老板信任效率。港台企业的最大特征是信任关系为基础的运营模式，老板与经理，上级与下级，一切授权来自于信任授权，信任关系的文化深入人心。在港台企业，决策效率、执行效率、变法效率都以信任关系为基础，大公司管理的成败取决于关系本位的老板信任。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监事长陈军（中）、监事张静（右二）、执行会长刘萌（左二）、副会长邬剑刚（右一）和理事黄孝斌（左一）

      5、印度管理文化是国际人才本位的无我文化，全球嫁接。

      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但受三大因素影响而没有传承下来历史的文明，一是多元并存而又各自极度痴迷的宗教信仰，二是等级鲜明而又相互完全隔绝的种姓制度，三是上百种语言而又没有实现统一文字的各行其是。因此，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像一个统一国家，社会的对立和分裂是绝对的，而民主制度带给印度的相对和解与统一则充满了矛盾和无奈。从本质上看，印度的主流社会的精英阶层是殖民地文化的产物，是以英语为国语的特殊人群，而且大量移民海外在融入全球化大潮。为此，印度侨民在发达国家很有市场，达到无我境地、尊崇欧美文化、融入当地本土、…等，印度的殖民习性是印度移民的社会文化基础，而精英人群的全球视野、学习能力、接轨深度、…等英美偏好，又是印度上层的传统文化基石。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印度大公司管理文化有三大特征 :一是海归能力的职业文化，融合本位的全球人才基础。印度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精英阶层国际化，从历史，到语言，到教育，到移民，到海归，使印度企业的人才优选范围也明显地具有全球化特征，融入欧美的文化深入人心。

      在印度企业，两极发展极其明显，国内运作的企业靠政府的市场保护，而跨国发展的大公司则十分国际化，大公司管理首先注重的是怎样找到融入发达国家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才。二是入乡随俗的依附文化，融合本位的跨国运营原则。印度精英的最大特征是脱离种姓制度的社会基础，缺少本土社会的统一文化支撑，从而使印度精英容易融入欧美大公司文化，融入世界的文化深入人心。在印度企业，大批进入世界500强的印度裔高管是最佳经理人选，大公司管理首先注重的是海归人才对欧美跨国公司的融入程度。三是殖民自优的惯性文化，融合本位的国际接轨心态。印度企业的最大特征是自我陶醉的殖民自优感，本土经营中因国家保护而自我膨胀，国际扩张中因国际人才而自我融化，从而使印度企业的个性特质偏弱，殖民习性的文化深入人心。在印度企业，由于有大量进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印度裔高管人才可供选择，跨国发展的文化冲突相对较小，大公司管理的最大风险是没有人才与不能入流。

图说：中国咨询界第一人、和君创业咨询集团首席合伙人李肃在长江国际商会第二届领袖饭局上做主题演讲

      结论：世界列强的商业思维和企业家思维都是一个特征，完善的商业环境和配套的管理系统，使他们只需要企业领导力而不需要社会领袖力，企业家是商业精英，不需要打通整体、打通社会并打通世界的系统方法。中国的企业家的生存背景截然不同，大公司本身的整体性需要企业家系统把握，企业与社会密不可分，全球化发展的空间必须自己开拓，不掌握系统方法寸步难行。

      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三维三力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并正在复兴，具有打通社会并打通世界的系统思维。

      1、横坐标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和纵横家的五道文化相互吸收，形成了明显的哲学异化力，构成了中国人文关系的完整系统～顺势、修道、明法、精术和发力。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的去粗取精有三个支点：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身特定的研究角度，在自己优势的领域有其真理性，去粗取精就是“断章取义”的取其精华；每一种文化一旦进入他人的优势领域就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和谬误，去粗取精必须反对“全面信奉”；五种文化一旦各自归位并集成一体，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得以对世界进行全面的认识和系统的把握。由此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道家哲学探求做事规律——一个国家的“强势”上天之路，即，“顺势而为”地认识世界，“上善若水”地把握世界，道家文化在国家的盛世很容易被尊崇，“无为而治”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的儒家思想研究做人方式——一个国家的“修道”落地之门，即，“礼义归心”地教化人民，“中庸之道”地平衡关系。儒家文化在国家的升世就容易被发挥，“仁义礼智信”的社会可以积极向上地实现社会和谐。中国的法家理论制定治国方略——一个国家的“明法”变革之策，即，“富国强兵”地振兴国家，“依法治国”地治理国家。法家文化在国家的衰世极容易被重视，法术势结合地变法就能事半功倍地中兴国家。中国的墨家方法规范管理技术——一个国家的“精术”运行之法，即，“无差等”兼爱地减少纷争，标准“尚同”化地精准管理。墨家文化在国家的治世将容易被追求，民主与科学地选贤用能将建立非攻兼爱的理想社会。中国的纵横家功效驾驭整个世界——一个国家的“发力”济世之功，“合纵”联合地抗强反霸，“连横”分化地击弱治乱。纵横家文化在国家的乱世才容易被运用，运筹帷幄就可以坐收纵横天下的济世功效。今天的中国处在五世并行的特定历史时期：整体大局处在盛世启动期需要道家哲学，发展趋势处在升势爆发期需要儒家思想，腐败盛行处在衰势变法期需要法家理论，未来追求处在治世渴求期需要墨家方法，国际秩序处在乱世重构期需要纵横家功效，习近平新政需要五道哲学合体发力。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第二届领袖饭局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公民的最大毒害是程朱理学，这是从小农经济环境中生长，为封建皇权统治服务，并由士大夫官僚阶层运用的封建糟粕。因此，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没有错误，中国至今没有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不继续完成逆中国传统的文化再造，中国的创新精神生长无望。”的观点，存在四大偏差：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把其视为儒家一支是看窄了，把儒家文化归为程朱理学一派是看偏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诸子百家的每一种哲学和文化都需要去粗取精，这样才能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农民文化，与农民起义中发育的邪道思想无关，而是社会知识精英的仕文化，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借助的古希腊哲学文化是奴隶主阶层的科学文化与民主文化，与奴隶社会的原始生产方式毫无关系。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政权禅让制，其鼎盛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没有至高无上的皇权，诸子百家在非常自由的思想环境里发育发展。以我们研究的五道哲学为例，只有法家崇尚权势；道家则主张无为而治；儒家很讲人本与民本；而墨家的非公兼爱、平等选贤与标准尚同，带有强烈的民主与科学思想；至于纵横家就完全是功利主义的策略家，视帝王为运筹帷幄的对象，哪里有什么皇权至上。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士大夫阶层不能被完全归类为官僚阶层，其实，儒生是知识分子的统称，只是因为“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与纳谏机制打通了儒生与官僚的旋转门，就像西方的智库体制，不能因为旋转门而把美国智库归入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

      结论：基于以上四点认识，我们用横向基线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诸子百家进行去粗取精，形成了五道归位的文化系统观，从中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性价值。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第二届领袖饭局

      2、纵坐标儒家文化汉代、唐代、宋代和明代的四次演化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思想进化力，构成了中国文化输出东亚的特色基因～台湾内法外儒、韩国系统律令、新加坡驯化顺民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知行合一。

      先秦的孔子、孟子思想极其丰富，其主要内容各有所长。秦始皇的生父宰相吕不韦志存高远，希望为将要统一天下的秦国制定博采众长的思想文化纲领，组织庞大门客群写出了融合诸子百家的《吕氏春秋》。可惜，吕不韦时运不济，养出了一个不孝不廉的儿子，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成了后世无人超越的暴君。但是，正因为有了短命秦朝的暴政警示，提倡“仁政”和“民本”的儒家成了贯通历朝历代的主流文化，并在汉代、唐代、宋代与明代四次进化，同样达到了五道系统融合的思想境界。第一次进化是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儒董仲舒如鱼得水，把孔孟之道礼义教化的做人做事道德伦理思想向上向下各延伸了一步，首开了儒家文化成功治理国家的先河，至今对台湾的影响深重。所谓上融道家哲学之本，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完善。

      所谓下合法家理论之用，就是吸收法家治国的体制和方法。所谓中兴儒家思想之体，就是把孔孟之道转换为更百姓化的伦理准则。儒家在先秦创立之初是一套书生的思想学理，只有到了汉代才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董仲舒首开了儒家文化成功治理国家的先河，儒学演化成士大夫阶层人心的统治之术。台湾从明代郑成功光复开始输入儒家文化，日本占领时期有日式儒道传播，1949年到1988年的蒋氏父子40年，儒家文化被当作统治术来运用的，很有董仲舒时代的色彩。特别是在蒋经国时期，台湾经济迅速发展，大有“文景之治”的风貌，台湾继承了儒家文化成功治理国家的汉代遗风。但是，自民进党翻天之后，台湾已经无人能够统治，汉代儒家文化的内容远不能适应混乱的无主政治生态，亟待进化，否则，将会因民主动乱而全面衰退。

图说：俏江南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张兰

      第二次进化是盛唐时代的士大夫阶层国家化，把乱世中分散分割的家臣士大夫，通过统一科举制统一到国家之下，并将儒家经典纳入教育与考试，使儒学形成完整的体系。所谓“乱世”杂儒，是指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既处在国家分裂状态，也处在民族融合时代，士大夫阶层被分割在各国的大家族体系内分散传播儒家思想，五花八门。

      所谓“统一”国儒，是指隋朝统一后开始试行科举制，到唐代趋于规范和完善，士大夫阶层从家族选用人才后推荐并争位，全面转化为国家选用人才，士大夫阶层被彻底国家化。所谓“规范”儒生，是指唐代开始把科举考试与儒学教育接轨，不仅系统梳理儒家五经，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儒家思想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历史上的朝鲜接受中国文化主要在大唐盛世，他们不仅学了儒家文化思想，而且学了治国的规章制度，因此，韩国被日本统治的时间与台湾相近，但其儒家文化的渗透深度超过台湾，从历史上李氏王朝的建制，到战后军政府转向民主的秩序，韩国的儒化都比台湾更加落地，更加深厚。但是，韩国的政治家与企业家都有家族世袭之风，社会主导力量至今是现代“士大夫”，这是韩国民主化不出混乱的重要原因。然而，韩国的百姓不算温顺，具有街头运动的基因，军政府时代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第三次进化是程朱理学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儒学从孔子孟子的理念到士大夫阶层的信念，再延展为全社会黎民百姓遵循的“纲常”准则，吸收了墨家在佛教寺院中的“尚同”方法。这一方法的现代化试验田建立在东亚民主的新加坡。中国宋代有三大特征，一是朝廷防范分散割据并重文轻武；二是中原经济高度发达并在发育商贾富民；三是北方民族强大并恐吓黎民百姓。这时的民风处于开启与开化的状态，需要把思想归心的儒家礼义，从唐代统一士大夫阶层的行为向百姓延伸，于是，程朱理学大行其道，把儒学理论与儒家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是“三纲五常”，其内容明显带有墨子“尚同”的思想，与五代十国佛教寺院经济与管理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传统，程朱理学的影响最大，当年的国家独立根本不是闹出来的，而是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李光耀奋发图强，走出了一条最典型的东亚民主与振兴之路，靠理性的政府主导发展，靠程朱理学教化顺民，使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度大大高于韩国与台湾。李光耀去世是对新加坡的重大考验，也是对儒家文化走入理学境界的现代化考验。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副会长、奥山集团董事长邬剑刚和俏江南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张兰

      第四次进化是明朝儒家进入“心学”境界，知行合一的思想有明显的纵横家色彩，其核心理论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巨大。进入明代，中国的强盛声威因郑和下西洋而向南向西扩展，内政外交面临大量全新问题。大明王朝如何加强内部控制？国家如何面对外部的世界？中国士大夫阶层从元蒙蛮夷统治下解放出来后任何有所作为？王阳明的“心学”给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为士大夫阶层的“知”（踌躇满志的作为目标）与“行”（东厂与西厂的各种约束）的统一，找到了完整的思想方法，也使儒家的理论体系开创了新的思想高度。心学的知行合一理论有明显的纵横家色彩，传统儒家思想是对人们的“知”（思想）进行礼义教化（孔孟）和独尊统一（董仲舒），并通过思想同步后进行科举任用（唐代五经）和行为规范（程朱理学），是知行一体的理论，以思想统一划一为前提。

      而心学的本质，是认为儒家的人本主义不限制人的“知”，但客观规律和现实生活在约束人的“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不断寻求思想目标与客观现实的对立统一。这就是纵横家的思想方法论，在纵横家看来，“不信、不廉、不孝”的反道德主张就是反对思想禁锢，而纵横世界的约束，不是来自自己的思想，而是来自合纵连横中的客观条件。王阳明的心学对日本的影响极大，大到指导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因为，心学不仅突破了陈旧道德的约束，而且通达了道家、法家、佛家、墨家与纵横家，可以在日本现代化转型中实现知行合一。日本文化有双重元素，一方面是岛国的封闭文化和武士道的暴力文化，这是日本本土的蛮夷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是唐朝引入的中国儒家文化与汉传佛教文化。王阳明的心学引入日本后，综合了两种文化，并推动日本脱亚入欧，知行合一地进行了明治维新。但是，强大后的日本，蛮夷文化迅速复归，因知行背离而发动战争，输掉了整个国家。二战以后，知行合一的日本在美国占领下摒弃蛮夷文化，又创造了发展奇迹，升入全球第二之位。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持续30年不振，现在又开始靠本土的蛮夷文化（民族对立的岛国情绪和军国主义战争思想）煽动民心，这不仅在“知”的层面完全否定儒家的礼义思想内容，而且在“行”的层面逆全球大势而动，其失败的后果没有悬念。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第二届领袖饭局现场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是自我封闭，明清以后的闭关锁国误国误民，清末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失败告终，而毛泽东的红色西学加黄色专制，更是将中国引入了十年浩劫。今天的中国，已经是30年改革开放并融入世界的中国，重蹈历史覆辙会贻笑大方。”的观点，存在四大偏差：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在盛世才会进化提升并发扬光大，汉代国安、唐代国盛、宋代国富、明代国威，这时的中国文化才靠丝绸之路远杨天下。清末的中国是在衰世，腐败的王朝行将崩溃哪有中学为体，西方的思想渗入精英革命在即哪有西学为用，今天的中国进入新一轮盛世，怎么能与洋务运动相提并论。

      第二，中国的盛世具有很强的开放文化传统，特别是汉唐盛世，从汉代的外交开放，到盛唐开始、文化、政治全面开放，皇帝是外族血统，官员可以聘用洋人，包容世界的开放性在敦煌达到至善至美，而且是举世无双。第三，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即便在破四旧的文革之中也不能认为民族传统被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改没了，而改革开放30年的西化思想流行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美国人，更没有让国人日本化、法国化或德国化，中国是文化传统唯一传承的文明古国，传统消失无此可能，传统同化谈何容易。第四，东方文化只有中国和印度两只，印度因种姓分隔、语言混乱和长期殖民，其文化不仅没有辐射力，甚至连自己都在分裂状态。而世界瞩目的东方文化，包括东亚民主，也包括日本管理，都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无一例外。

      结论：基于以上四点认识，我们用纵向基线法对儒家历史的四次进化进行去伪存真，分析了儒家文化在台湾、韩国、新加坡与日本的现代化运用，从中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

      3、立体坐标佛教进入中国后被中国五大哲学全面融合，形成了中华文明改造蛮夷的民族同化力，构成了佛教文化传播文明的五大支点～机缘把握、境界提升、圆融变革、规则传承和普渡世界。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执行会长刘萌与现场嘉宾交流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一直与儒家、道家纷争不止，并在对立中统一，在冲突中融合，最后被五道中国文化同化为汉传佛教。第一道同化是道家同化佛教。佛教初入中国，是在汉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期，佛教与道家曾经一度联手反儒。佛教本源是一种解脱苦海的人生哲学，包含很多因果轮回的玄学成分，属于“出世”人生观的极端宗教。儒家截然相反，是“人世”人生观的经典，用仁义礼智信进行礼义归心的教化。道家哲学与道教易经居于佛儒之间，既有无为而治的“出世”人生观，又有上善若水的“入市”方法论，于是，初入中国的佛教与道教同病相怜，在共同抗儒中同化与融合。

      儒道融合的重要焦点是佛教的“机缘”观。因果轮回是佛教的核心理念，完全归入玄学的范畴，与此对应的“机缘”概念和“结缘”方式，就很接近人间哲学了，与道教哲学的“顺势而为”、“上善若水”相通。事实上，中国人的主流文化是人本主义的儒家伦理文化，信佛信到痴迷三代轮回的绝对是少数，信道信到天天八卦算命的也是凤毛麟角，但“机缘”是接近人间化的命题，连儒家都在讨论“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就更加接近佛教的“机缘”理论了。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大多是口头传经，翻译过程随心所欲，重要思想被明显地中国化，其吸收最多的是道家哲学。因此，道家在历史上曾经认为佛教也是老子创立的，老子晚年不知所踪，其实是到了尼泊尔和印度，影响了释迦牟尼，这就是所谓的“老子化胡”。佛教与道教相比更加温和，不仅教化信众容忍一切并追求解脱，而且从来不干预政治也不妨碍皇权，反之，道教主流虽然以求神拜仙为重，但经常出现邪教分支并举旗造反。于是，佛教很快就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成为西汉后期的主流宗教，并在武则天的时代盛极一时，佛道因此而势不两立。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监亊长、中国智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军与现场嘉宾交流

      第二道同化是儒家同化佛教。佛教被帝王尊奉，导致了大批儒生士大夫参与佛经的翻译，并把佛教文化道德写入几轮翻译大潮的《经序》之中。佛道之争贯穿中国历朝历代，两者之间既在争取大众信徒，又在争夺皇宠地位，还在争抢寺庙地盘，直接的冲突不可调和。但是，儒家与两派宗教不在一个层面，一直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为此，佛教教义中的做人做事方法，就被儒家文化深度同化。特别是在儒家士大夫浩浩荡荡写出的几百遍《经序》中，潜移默化的儒家影响比比皆是。到了唐朝以后，禅宗北上靠悟性传经，佛教的解释更加中国化，而且必须与儒家文化主导的私塾教育和科举考试相兼容，这就使人间佛教的内容不断吸收儒家思想。以“境界”一词的含义为例，佛教既不赞成道家的愚民思想，也不认同法家的性恶严惩理论，其基本思想与儒家的礼义教化内容同道，并被“境界”修行广泛吸收。

      第三道同化是墨家同化佛教。佛教与儒家法家有重大冲突，特别是寺院经济不断扩张，危及世俗社会和皇权统治时，外儒内法的当权者必定会用禁佛拆庙、限佛减僧、收缴资产和增加税负等不同方法抑制佛教，历史上的几次灭佛，表面看是世俗与寺庙的利益之争，而本质上是儒法世俗文化与墨家异化佛教的寺庙文化的冲突。佛教的寺院经济在后周曾经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为什么会如此昌盛呢？佛教在印度是游僧主导，气候条件适合漫游，僧侣居无定所、游走布道、四处化缘，根本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寺院经济。最初传入中国的佛教活跃于北方，必须建庙圈地自食其力，才能更好地助贫解难并示范慈悲。特别是一有自然灾害、兵荒马乱、经济凋零和社会不公，寺庙既有经济实力继续买地，又有魅力扩容聚人，佛教的势力迅速膨胀。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第二届领袖饭局

      从三国战乱到五代十国，中国的乱世没有给纵横家多少空间，却给附魂与佛教之体的墨家方法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大量流民削发为僧涌入寺庙，不仅求生存温饱，也想得到社会公平，还能出家学佛弘法。于是，寺庙经济与管理规则开始吸收墨家思想，例如，非功止战：佛教在乱世是墨家的继承者，虽然没有墨子那么执着去干预尘世，但始终是“非攻”思想的传播者，也有大量成功止战的案例。兼爱慈悲：佛教在乱世是墨家的践行者，不仅在寺庙内，而且在全社会推行人人平等兼爱的大慈大悲，在寺庙经济与管理中实行平均分配与简朴生活的原始共产主义。选贤用能：佛教寺院内部关系带有平等竞争和选贤用能的特点。因为，人们乱世出家的重要目标是追求平等和机会，而佛教教派林立、寺庙密布，僧侣自由流动，寺庙平等竞争，这都为选贤用能奠定了深厚的体制基础。戒律尚同：墨子的“尚同”思想在后世曲解极大，多数人认为墨子在主张专制皇权的大一统管理。

      但是，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问题，任何组织都是分层分级的，任何一个层级内的竞争标准都应该“尚同”，而提级升位的竞争标准更应该“尚同”，否则，一定是七情六欲搞管理，拉帮结派搞内斗，最后破坏非攻兼爱，引来内外战争。这才是墨家“尚同”的真正含义。总之，墨家思想本来是一种乱世的梦想，而且是适用于治世的管理理想，其两极极端难入社会主流，其自身矛盾又无法在民间流传，这都是墨家从声名显赫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但是，令人诧异的历史奇观是寺庙经济和管理文化，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寺庙成为世外桃源的治世，全面采用了墨家思想的非攻兼爱、民主选贤和标准尚同。这时，“传承”一词对佛教僧侣和信众的意义很大，从教义到戒律，从寺庙文化到寺庙管理，佛教都需要按墨家的“尚同”法进行各种规范的传承。

图说：爱国者数码科技集团董事长冯军（中）与长江国际商会监事、PHOTON GROUP LIMITED董事张静（右）

      第四道同化是法家同化佛教。佛教与法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戒律之变上。印度的佛教原本只有抽象戒律，重视人的心理解脱和心灵教化，不管人的行为细节。但是，寺院经济一旦坐大，内部僧侣的管理日益重要，外部信众的约束不能忽略，依法治国的法家理论进入佛教，转化成了佛教的内部法规。但是，与天主教的戒律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相比，佛教戒律的传播与执法不是用暴力方法，而是用“圆融”之道，这一方法对历代的法家变革者也有巨大的启示。“圆融”是一个佛教自撰的词汇，佛教经书中用“格意”表达，特指博弈传经中有技巧地实现自己的布道目的，而口语化的“圆融”则是吸收了儒家的中庸圆通和道家的刚柔并融，运用于去除他人杂念的博弈之中。历代法家的变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格意”，需要掌握“圆融”之法，这就是法家与佛家的互动互通。

      第五道同化是纵横家同化佛教。普渡众生的纵横家之心与禅宗六祖随心所欲的纵横传经，汉传佛教结束了学理经书派主导的历史，直到清末的杨文会才开始重建佛理研究。佛教与纵横家的关系最为特殊，佛法虽然绝对排斥纵横家的功利主义名利观，也从不用纵横法去参与政治与外交。但是，在“普渡”众生的社会目标上，佛教是有纵横家之心的，是希望能够教化所有的众生，最后建立佛教的极乐世界。中国佛教从唐朝开始被禅宗主导，六祖慧能功不可没，他不识文字而悟性高深，他把佛教带入两个境界：一是淡化玄学并自创了人间佛教体系，大量人间做事做人的哲理渗透儒家思想，台湾的星云法师把这一境界发挥到极致。二是弱化避世并加大了入世普渡力度，大量解决纷争和解脱痛苦的方法融入了纵横家功效，有人评价慧能以后没佛学，直到清末的杨文会才开始重返佛学舞台。佛教对纵横家功效能量的吸收，表现于僧侣与居士“普渡”众生的方式上，佛教在此借鉴了纵横家运筹的丰富经验。在佛教世界，居士与僧侣都是弘扬佛法的教师，居士身处尘世强敌之中必须运用合纵联合法，僧侣聚合寺庙传经布道自然要掌握连横分化法，纵横家的方法对中国人的影响潜移默化，无处不在。

图说：现场嘉宾合影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脉在元朝断裂，又经过清朝劫掠和百年毁损，其能量已经消耗殆尽，不可能因为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再度复兴。今天的世界已经走进了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互联网文化，我们如此推崇历史传统，迟早要被时代淘汰。”的观点，存在四大偏差：第一，元朝进入中原与藏传佛教合流，被佛法大师传授的真经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用“内法外儒”统治中原。而清朝入主中原，对中国文化的追求达到顶点，最后汉人同化了满人，清朝灭亡后，满族几乎失去了民族特色。至于蒙古族，绝大多数的人口在中国的内蒙古，与汉族的同化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中国文化不仅有包容外来文化的气量与气度，而且有同化与改变外来文化的超强能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有着极大的渗透力与融合力，无孔不入地圆融世界。因此，准确地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状态，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没有也不可能灭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盛世中国的来临激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习近平新政只是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复兴大潮面前加了一把助力而已。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是压抑个性而是协同个性，程朱理学产生的宋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自由最具创造力的朝代，但理学希望创造稳定平和的社会保证士大夫阶层的自由空间。因此，程朱理学也要一分为二，就像基督教有大量玄学，也有大量约束人的准则，天主教会的专权与腐败也极其严重，但宗教在西方社会的积极作用不该全盘否定。第四，中国传统文化聚焦人与人的关系，各种流派的思想无所不包，任何现代社会需要的关系哲学，都可以从中找到基因。以纵横家为例，是经典的西方个人功利与关系策略统一的思想价值观，在当今民主政治中被广泛运用。相比之下，欧美文化源于古希腊的哲学，侧重人与物的关系，科学性是西方的长项；古埃及与古印度的文化侧重人与神的关系，虔诚性是他们的特色。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第二届领袖饭局现场

      因此，在顺应互联网时代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有天然的优势，我们用佛教现代化的五个词语，足以解决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难题：机缘：儒道融合的重要焦点是佛教的“机缘”观。因果轮回是佛教的核心理念，完全归入玄学的范畴，与此对应的“机缘”概念和“结缘”方式，就很接近人间哲学了，与道教哲学的“顺势而为”、“上善若水”相通。事实上，中国人的主流文化是人本主义的儒家伦理文化，信佛信到痴迷三代轮回的绝对是少数，信道信到天天八卦算命的也是凤毛麟角，但“机缘”是接近人间化的命题，连儒家都在讨论“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就更加接近佛教的“机缘”理论。到了互联网时代，机缘观可以用大数据加以准确判断，人类的顺势而为成为必然。境界：到了唐朝以后，禅宗北上靠悟性传经，佛教的解释更加中国化，而且必须与儒家文化主导的私塾教育和科举考试相兼容，这就使人间佛教的内容不断吸收儒家思想。以“境界”一词的含义为例，佛教既不赞成道家的愚民思想，也不认同法家的性恶严惩理论，其基本思想与儒家的礼义教化内容同道，并被“境界”修行广泛吸收。

      到了互联网时代，境界观因信息透明化和人性公开化，使君子范围无限扩大并趋向全民。圆融：“圆融”是一个佛教自撰的词汇，佛教经书中用“格意”表达，特指博弈传经中有技巧地实现自己的布道目的，而口语化的“圆融”则是吸收了儒家的中庸圆通和道家的刚柔并融，运用于去除他人杂念的博弈之中。历代法家的变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格意”，需要掌握“圆融”之法，这就是法家与佛家的互动互通。到了互联网时代，圆融观成为社群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圆的人被自然排斥，不融的人只能跟随。传承：墨家思想是一种乱世的梦想，而且是适用于治世的管理理想，其两极极端难入社会主流，其自身矛盾又无法在民间流传。但是，令人诧异的历史奇观是寺庙经济和管理文化，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寺庙成为世外桃源的治世，全面采用了墨家思想的非攻兼爱、民主选贤和标准尚同。这时，“传承”一词对佛教僧侣和信众的意义很大，从教义到戒律，从寺庙文化到寺庙管理，佛教都需要按墨家的“尚同”法进行各种规范的传承。到了互联网时代，传承观找到了最捷径的信息传播方式，知识和规则的获取方式发生巨变。普渡：佛教与纵横家的关系最为特殊，佛法虽然绝对排斥纵横家的功利主义名利观，也从不用纵横法去参与政治与外交。但是，在“普渡”众生的社会目标上，佛教是有纵横家之心的，是希望能够教化所有的众生，最后建立佛教的极乐世界。到了互联网时代，普渡观因眼球经济而成为全民共识，人们的权力利益与责任义务高度融合。

      基于以上四点认识，我们用立体基线法对外来佛教的包容同化进行未来解读，探索五道同汇的佛家文化在未来社会的能量释放，从中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联网价值。

图说：爱国者数码科技集团董事长冯军与长江国际商会执行会长刘萌

      结论：世界列强的文化基因和企业家基因都是一个特征，文化历史的断裂和文化底蕴的单薄，使社会只需要变革领导力而不需要系统领袖力，企业家是职业商人，不需要打通整体、打通社会并打通世界的系统思维。中国的企业家的文化基因特色鲜明，大企业家的系统性思维，必定会从企业整体，到社会整体，最后延伸到世界的整体。

      三、从企业领袖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商帮的文化基因各有千秋，但隔绝发展，需要打通社会并打通世界的系统整合。

      1、晋商的皇城文化之势与流通天下的银票，央企文化的源头。

      晋商文化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其精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念。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般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二、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利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增强友谊，在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方面展现的大家风度。三、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表现在经营管理上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四、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晋商信奉“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他们不乱交友，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五、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清末民初，国事日非，外受列强侵略，内遭军阀割据。既要解民生于倒悬，更要抵制洋货的泛滥，成为当务之急。

图说：俏江南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张兰与长江国际商会执行会长刘萌

      晋商文化是中国最大的地域商帮，是典型的皇商与信商，与京城商业及金融信用融为一体，对中国商业战略的影响极大。在今天的中国商圈，晋商文化根本不在山西煤老板中，而是延展发展，成为京派商业文化的源头，皇城根下的商业遗风、计划经济的资源垄断，战略宏大的成功央企，以及全球扩张的儒商大师，都可以在历史的晋商中找到基因。

      2、徽商的儒商文化之道与儒仕商贾的转换，92商圈的偏好。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徽州地区儒风甚茂，书院、族学、私塾甚多，受封建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人是信奉读书做官、学而入仕的，所以，幼年入塾读书是徽州男儿的普遍选择，也有一小部分人读书科举而获成功，明清时期考取进士、状元的徽州人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历来最高，出现了像休宁这样的“天下第一状元县”。但是，读书成名而官者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徽州读书人便在中途“驰儒而张贾”，走上经商的道路，显然，他们一开始经商时就已经被儒化了，具有贾而好儒的观念文化基础。

      在处理商业的公共关系上，他们受儒家观念文化的影响，还特别注重以多种方式与封建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千方百计地取得官方的支持，与官方的关系也被儒化了，又从另一个层面保证了经商活动的成功。同时，他们在经商获利后，主张“宁驰贾而张儒”，在儒、贾两个方面，“一张一弛，迭为相用”，力图从贾而富，但又追求儒业为官，官商互助，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徽商文化是中国最早的地域商帮，是典型的儒商与士商，与官道商业及文化慈善水乳交融，对中国商业关系的影响极大。在今天的中国商圈，所谓92派商人就是典型的儒商，学历极高有出身学者、记者和官员，有明显的理论偏好，与改革圈官员联系紧密，致富以后的文化活动和慈善事业较为高雅。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监事长陈军（中）、长江国际商会监事张静（中）与长江国际商会执行会长刘萌（右）

      3、粤商的潮汕文化之法与违法变法的把控，广东商帮的基因。

      “粤商”是现代中国经济尤其是商贸流通经济中的最主要的企业群体（“商帮”），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商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府商帮，广义的粤商则包括广东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陆丰帮等。从历史上看，狭义的粤商～广府商帮，是官办口岸的开放商业文化，是皇商与海商的聚焦点。但是，从粤商文化的现代延续看，不管是文化整体的传承，还是文化个体的地位，潮商对珠三角地域的影响都超过广府商帮。粤东门户潮州府，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琉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南宋末年，因逃避战乱，几十万闽南的莆田人移民到现在的潮汕地区。带来了闽南丰厚的经商文化。

      与晋商、徽商红顶商人不同，明代严厉的海禁，使依赖海上贸易的不少潮州商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再加上内部对暹罗大米的巨大需求让不少商人铤而走险，走上亦盗亦商并对抗朝廷之路。新时代的粤商，开了改革开放的先河，靠传统粤商的基因，也因现代粤商的演化，特别是近十年来的与时俱进，形成了当代新粤商的六大特征，即：从汇聚融合到合作发展；从先行一步到领先领跑；从灵活善变到创新创造；从精明务实到战略思考；从“只干不说”到广泛对话；从小富即安到和谐安详。粤商文化是中国最活的地域商帮，是典型的海商与盗商，与开放商业及抗拒管制如影随形，对中国商业自由的影响极大。在今天的中国商圈，历史上闽商粤商相融合的潮商对珠三角地区的商业文化影响最大，敢想敢干，见机速决，创新创富，关注海外，国际接轨，是珠三角商业文化的典型特征。

      4、苏商的精细文化之术与富庶区域的巨商，苏杭绍兴的商道。

      苏商文化是中华商业文化中最包容的文化，具有南北交融与内外兼容的特性。苏商文化三位一体，徐州为中心的楚汉文化、无锡苏州为基础的吴越文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淮扬文化，三者具有明显差异。数千年来，诸种文化在江苏这块古老而富有生机的土壤里相互碰撞、砥砺、消长、融合，因而苏商文化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化。苏商精神是江苏文化的特殊载体和表现形态。从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江苏文化悠久和领先的品格，文化的本体性很强。从结构看江苏文化多元造成其形式的丰富性和内在的一体化特征。江苏文化特质即精神内涵可概括为：崇尚和谐、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智慧融通、富于创造的认知风格；精致典雅、谦逊礼让的精神气质；兼收并蓄，内外兼容的行为方式；儒雅守规，精细规范的管理方法。

      苏商文化是中国最精的地域商帮，是典型的融商与术商，与智谋商业及精细管理天然合璧，对中国商业技术的影响极大。在今天的中国商圈，苏商三位一体，徐州为中心的楚汉文化、无锡苏州为基础的吴越文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淮扬文化，三者有南北文化的明显差异，向南进入上海与十里洋场的西方文明接轨，向北进入齐鲁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衔接，这种多元并存的文化特色，在中国商业文化中绝无仅有。

图说：商业领袖在长江国际商会第二届领袖饭局上交谈

      5、浙商的拼搏文化之力与穷乡僻壤的游商，温州商人的特色。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浙商常常与江浙商人相混肴，认为他们是2400年前战国时期就已然行至四方，天下为市的商贾之人，是19世纪推动中国工商业进程的强大商帮，是最早参与上海的开发，叱咤十里洋场，一度垄断上海大半产业的传奇群体。因此，浙商就是江浙财阀，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商帮”！但是，浙商与苏商是两个区别明显的商帮，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也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浙商生长于这一区域的贫瘠之地，是下里巴人游商的代表，具有强烈的创新求变色彩，而苏商则在富庶水乡成长，是阳春白雪富贾的摇篮，具有明显的精细规范特色。至于上海的十里洋场，则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可以买办与流氓混杂，当然也是江浙两大商帮合力的产物。

      在这一问题上，习近平为政浙江的三大感叹令人折服。2003年8月20日，在浙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上，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表示，浙江要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进一步发挥“八个优势”，在谈到如何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时，习近平生动地解析了浙商的文化基因。习近平首先感叹浙江人在文化上敢于创新的传统。他说，现代浙商文化的历史起源中，充分借鉴了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成就了儒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这一文化基因以温州的永嘉学派为代表，在农耕社会中就开始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观念。

图说：长江国际商会第二届领袖饭局现场

      习近平其次又感叹浙江人在计划经济年代“不以善小而不为”的精神。在那个年代，一大批浙江人离开浙江，在全国各地从事被当地人所不齿的工作，而如今浙江许多身价上亿的民营企业家就是从这些人群中冒出来的，当年他们中有些是收破烂的，有些是弹棉花的，有些补鞋，有些是打铁的小炉匠，但他们从来不以从事这些劳动为耻，善于把握机会，为以后的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尽管英雄不问出处，但这些著名的企业家到现在也从来不避讳自己的出身。

      习近平三叹浙江商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艰苦创业作风。他说，浙江许多目前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企业家到现在还一直坚持创业时候的习惯，非常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这也是浙江经济能够持续快速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浙商文化是中国最勤的地域商帮，是典型的闯商与游商，与创新商业及学习求变紧密结合，对中国商业变法的影响极大。在今天的中国商圈，浙商的范畴与特色应该更精准地认识，区分出下里巴人的浙商与阳春白雪的苏商，才能理解上海的十里洋场。

图说：俏江南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张兰与长江国际商会理事、北京时代凌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孝斌

      结论：世界列强的商业行为和企业家行为都是一个特征，自身的商业成功和世界的商业征服，使他们只需要商业领导力而不需要包容领袖力，企业家是金钱至上，不需要打通整体、打通社会并打通世界的系统整合。中国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与生俱来，大社会的整体性需要企业与政府、社会，以至于和整个世界和谐互动，唯利是图的企业家难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