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8日下午，惊悉刘延东同志逝世，我正在长江边的酒店参加活动。

我走出热闹的宴会厅，给延申大哥打电话。电话那头，他声音哽咽；望着走廊窗外的长江，我的泪水也落了下来，许久没有动。有些人的离去，会让你觉得一个时代的一部分也随之沉入水底。对我而言，她就是这样的人。

长江国际商会是一个年轻的商会。2014年成立时，我们只是一群想把“长江”这个名字带到世界上去的人。而她，是较早看见这个年轻平台的人之一。

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她，是在巴黎。

2016年7月1日，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刚刚创建法国长江国际商会的我，受邀出席纪录片《中法大学影像志》开机仪式。贵宾席上，邻座是法国前内政部长，华春莹女士也在旁边。

活动期间，我向她汇报了商会的情况，将一本商会画册递到她手上。她接过画册，没有匆匆翻过，而是认真翻阅，问了几句关于商会全球布局的事，随后又把画册交给身边的秘书保存。

那种认真不是礼节性的。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她不是在“接见”一个商会代表，而是在倾听一个民间平台如何在中外之间做具体的事。

那次在巴黎，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她身上那种分寸感。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国与国之间的大框架，有中法双方二十多位部长在场，但她没有让场合变成单向的“讲话”。

她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纪录片、大学、青年、记忆。她似乎始终相信，人文交流的根须扎在具体的人与人的相遇里，而不是停在文件上。这让我更加确信，长江国际商会做的事情，方向是对的。

再一次见到她，是在中南海。

2017年3月28日，刘延东同志在中南海会见长江国际商会名誉会长方李邦琴和我一行。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副校长李岩松在座。那天，方李邦琴向她详细介绍了商会：创始名誉会长中有李嘉诚先生、格林伯格先生，美国已有纽约、旧金山、亚特兰大三家同名商会。她听得很专注。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她说，自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时起，她就与方李邦琴大姐相识，“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在场的人都听得出分量。

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在正式会见场合，用“很要好的朋友”来界定与一位海外侨领、商会名誉会长的关系，这不是客套。她是在告诉在座的人：方李邦琴几十年为中美人文交流做的事，她是看见的，是放在心上的。

她谈到方李邦琴捐赠的飞虎队运输机，谈到“十万强”运动，谈到旧金山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谈到北大“方李邦琴楼”。她一件一件数，如数家珍。

我坐在那里想，一个日理万机的领导人，对这些民间交流的具体项目记得这样清楚，只能说明一件事：她真的在意。民间外交在很多人嘴里是一句口号，在她那里，是一个一个可以叫出名字的人、一件一件可以追溯到底的事。

那天会见的气氛，后来被记录为“温馨热烈”。我在现场感受到的，还有一种更长久的温度。她没有把长江国际商会仅仅当作一个“商会”来看。

她透过这个平台，看到的是方李邦琴那一代海外华人跨越数十年的赤子之心，看到的是民间力量在中外之间所能搭建的、官方渠道难以替代的桥梁。

她对这个年轻商会的关注，本质上是对“人”的关注，是对那些愿意在中外之间俯身铺路的人的尊重。

我当时坐在那里，心里有一种很奇异的感受。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在讨论中美人文交流时，不是从宏大的政策语言出发，而是从一个八旬侨领捐出的一架老飞机、一栋楼、一群青少年的往来讲起。她看见的是具体的人，具体的行动，具体的情谊。

那场会见让我明白，她之所以愿意抽出时间见商会一行，不是因为商会的规模有多大，而是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恰好落在她毕生致力的那条线上：以人心相通，筑交往之基。

写此文时，我重新翻出一本与当年在巴黎送她的相同的商会画册。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再翻开过。

但我知道，她在那几年里，用她的方式，给过一个刚刚起步的商会最需要的东西：一次认真的倾听，一句肯定的判断，一场在中南海的会见。对于一个试图在人文交流的长路上走远的社会组织来说，这些已经足够重了。

她走了。她生前推动的那些事，还在走。“十万强”变成了“百万强”“中美强”，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门还开着，飞虎队的飞机还停在桂林。长江国际商会也还在长江上，也还在往海外走。

这些都不是纪念碑，而是还在生长的东西。我觉得，这大概是她最愿意看到的样子。

她走了，但她在中南海会见厅里落座时的那份平实，在巴黎接过画册时的那份认真，以及她眼中那份对“做事的人”的珍惜，我会记得，我们会记得，长江国际商会会记得。

延水长流，东望不尽。愿她安息。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刘萌

二〇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